Monthly Archives: September 2009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工人生存状态

选自《第三帝国的兴亡》 像中古时代的农奴一样,希特勒德国的工人发现他们愈来愈被束缚在劳工的地位上,虽然在这里束缚住他们的不是雇主而是国家。。。。以1934 年5 月15 日的法律为始,各种各样的政府法令严厉禁止工人自由调换工作。在1935 年6 月以后,国家就业管理处独揽职业介绍工作;可以雇用谁担任什么工作和在哪里工作,都得由它们来决定。   1935 年2 月实行了“工作簿”制度,于是一个工人若是没有工作簿就不能就业。工作簿里记载着他的技能和就业情况。工作簿不仅使国家和雇主对国内每个雇员的情况获得最新材料,而且被用来限制工人不能擅自离职。如果他希望离职去找别的工作,他的雇主可以扣住他的工作簿,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合法地在别处受雇。最后,在1938 年6 月22 日,四年计划办公室发出了一项特别法令,实行强迫征募工人制度。每个德国人都有义务做国家指定他去做的工作。工人没有充分的理由而擅离工作岗位的,要被罚款和服徒刑。。。。。这样被征的工人,他的雇主不经政府就业管理处的同意就无法将他解雇。他得到了铁饭碗,这是他在共和国时所享受不到的。   工资低得只能勉强糊口,控制又严得毫无自由活动之余地,德国的工人,像罗马的无产者一样,由他们的统治者提供娱乐来转移他们对困苦处境的注意。莱伊博士有一次解释道,“我们必须把群众的注意力从物质方面转移到精神方面。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比满足他们的肚皮更为重要”。   因此,他就搞了一个叫做“Kraft durch Freude”[“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组织。它所提供的东西,我们只能称之为管制化的娱乐。在20 世纪的一个极权独裁政体中,或许像以前的这种政体一样,不仅有必要控制一个人的工作时间,还必须控制他的闲暇时间。这就是“通过欢乐获得力量”所做的事情。在纳粹党当政以前,德国有成千上万个俱乐部,从事于从下棋、踢足球到观赏飞禽的各种娱乐活动,在纳粹统治下,除了在“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控制和指导下的组织以外,不准许其他有组织的社交性团体、运动团体和娱乐团体进行活动。   对第三帝国的一般德国人来说,既然连自己去想办法玩儿这种事都对你不放心,这个无所不包的官方娱乐组织无疑就聊胜于无了。例如,它使参加劳工阵线的人能够花极便宜的代价作陆地和海上假期旅行,莱伊博士建造了两艘2.5 万吨的船,一艘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另外还包了10 艘来供“通过欢乐获得力量”作海上游览。本作者曾参加过一次这种游览,虽然船上生活被纳粹党领袖们组织到了[使我觉得]简直难以忍受的程度,但是德国工人们却似乎玩得很快乐。而且收费便宜之至!例如,到马德拉,[266] 去游览一次,连同到这个德国港口去的来回火车费在内一共只花25 美元,别的远足也都是很便宜的。许多海滨和湖岸都被接管过来,供数以千计的夏季度假者游慈,在波罗的海卢根的海滨,要修建能容纳两万人的旅舍,到战争发生时还没有竣工。在冬天,组织到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的滑雪旅行,每星期只花11 美元,包括车费、房饭钱、雪履租费和滑雪教练费在内。   德国工人虽然在这件事情上和其他许多事情上受了欺骗,沦为工资只足糊口的工业农奴,而且不像德国社会的别的任何阶层那么轻易地就信奉纳粹主义,或者为纳粹党的不断宣传所惑,但是,对于他们在第三帝国的劣等地位,他们似乎并不特别不满。这样说是很公平的。要不是德国工人作了极为巨大的贡献,在1939 年9 月1 日拂晓突然闯入波兰边境的巨大战争机器是绝不可能形成的。不错,他们是受到管制的,而且还不时受到恐吓,但是,别人也都是如此,而好几世纪来的管制已使他们像所有别的德国人一样习惯于服从命令了,虽然在这种事情上作笼统的概括或许是不明智的,但是作者本人对柏林和鲁尔的工人的印象是:虽然他们对纳粹政权的诺言多少有些不大相信,但是他们并不比第三帝国的任何其他人更有进行反抗的想法。他们既没有组织,又缺乏领导,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工人常会这样反问你。   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愿意接受他们在纳粹德国的地位的最大原因是:他们又获得了职业,而且确信饭碗不会敲破。一个观察家只要略知一二他们在共和国时期饭碗朝不保夕的情况,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只要他们有全日工作在做,他们就似乎并不十分在乎丧失政治自由甚至工会了。他们的活也不错,在过去,有那么多人,有多到600 万人和他们的家属,虽然有这种自由人的权利,但是由于有了挨饿的自由而失去了意义。 Advert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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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了残忍

袁剑老师书中的一个故事:        在90 年代中期,当中国工人第一次遭遇大规模的“下岗潮”的时候,中国城市中曾经广泛流传着各式各样的下岗工人自杀的故事。一个流传在湖南某地区的版本是这样的。一个孩子由于很久没有吃肉,在市场上偷回了一块。当孩子的父母得知这一块肉的来历后,羞愧难当。于是,他们背着孩子在肉里面放入老鼠药,一家三口自杀身亡。当被问到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的时候,讲述者言之凿凿:当然是真的,就发生在我们隔壁那家停产的玻璃厂中。  在90 年代中期,这种具有明显寓言结构的故事,更多的是弥漫于中国工人中焦虑情绪的一种投射,其发生的概率与其流传的广度并不相称。但现在看来,这类故事已经全然没有了当时的夸张和渲染成分。有非正式的统计表明,失业工人在中国自杀者中占有相当比率。这说明,许多失业工人的生活挫折已经达到了他们个人的承受极限。今天,当这种悲剧真正发生的时候,人们似乎却不再热衷于传播。这或许是人们已经习惯了悲剧,学会了残忍;也或许是人们正在准备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的确,就中国的改革的进程而言,中国工人在改革中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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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愚民宣传与教育

       这几天在读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的确是一名出色的社会观察家,对很多问题的分析也比较细致,尽管在一些问题上未能免俗,流于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粗俗谩骂。但是他下面一段对极权主义国家的愚民教育和宣传的评论可谓十分精彩,其中的道理应该不难体会。 第二编 胜利和巩固 ————对报刊、广播和电影的控制   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虽然我不像大多数德国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国报纸,特别是出版后第二天就到达的伦敦、巴黎和苏黎世的报纸,我经常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和其他外国广播,但是由于职务关系,我每天必须花许多小时浏览德国报刊,收听德国广播,同纳粹官员们谈话,到党的集会上去旁听。我惊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惊地发现,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么困难,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读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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