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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转载)

作者:傅国涌  2010-05-09 17:10:42   以往我们对 “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我把它简单地概括一下,至少有这样一些误区,比如:将 “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一个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 “五四”政治化,认为“五四”导致马列主义在中国出现,甚至还有一个极端的说法是“五四”导致了“文革”;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 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误解,比如说,“五四”是不主张私有制的,“五四”只讲思想、不讲制度,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对制度进行讨论……诸如此类,实际上跟 “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我所理解的 “五四”不只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那个 “五四”,也不只是新文化运动,而是涵盖1919年前后的那个时代, 在我心目中, “五四”时代从来都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它只是一个较好的时代,一个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追求的当中,大凡追求最好的,它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的,永远只存在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如果这么说, “五四”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我所了解的 “五四”不是一个政治的 “五四”,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 “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 “五四”、经济的 “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 “五四”。我留意过 “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在讲民营经济、发展经济,这些东西在 “五四”那个时代是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讲的,人生下来就拥有那些权利:创办企业、创办银行。我们今天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的障碍。但在 “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你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的资本,就可以去注册一家民营的银行。民营银行在中国出现是在晚清,进入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时代,从1915到1925这十年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这些银行都是个人创办的。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这家银行为标志,当时中国从南到北有很多类似的民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本金只有七万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型的银行,但它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上海举足轻重的大银行。后来陈光甫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抗日战争的时候,国民政府才会派他和胡适到美国去借款,因为他在美国金融界有信誉。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他没有资本,也没有显赫家世,白手起家创办一家银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创立了很多在金融业界可以成为标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钱起存,这个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九十多年前的中国却是一个创举。“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当然更可以随意创立自己的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以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的时候,但是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 “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是在 “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的大佬,当时有很多称“王”的企业家都是民营的。他们在创办企业时不存在任何制度的障碍,好像天生就拥有那样的权利。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都不是新生事物,在那个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任何人只要你愿意、有机会,你都可以这么干。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那确乎是一个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时代,经济的多元化导致了思想的多元化。我们现在提起 “五四”时代,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好像那个时代只有这些人似的,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恐怕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实力。他们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不可同日而语,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无论是留学回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无论什么出身,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对国家和故土都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绝不是今天抵制家乐福的那种情感,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这块土地是他祖祖辈辈生老病死的地方,他们跟这块土地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上。这些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初消遣方式比较单一,虽然那时也有歌厅、舞厅、俱乐部等娱乐场所,但我发现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我们不能只看那个时代北大的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是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叶圣陶当年是那里的小学教师,虽然生活在一个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师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学研究会”11个发起人之一。因为他有个中学的同学在北大读书,他们就可以这样连在一起,而北大学生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个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言论自由对 “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纸、刊物,你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是关了报馆你可以再开,在法律上没有限制你。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如果你们三个人喜欢谈论某方面的事想结个社,就可以宣布结社。周恩来们在南开有觉悟社,毛泽东们在长沙有新民学会。那个时代结社、办报、办刊都是很随意的事情。如果我们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个悖论,租界虽然带来治外法权,带来国中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带来很多新事物,比如说律师这些制度都是在租界里面先示范,甚至是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比如街道、道路的整齐,自来水的出现、电灯的出现都是模仿租界,租界有的,就可以克隆过来。包括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产生,租界也是有贡献的,上海的租界保护了革命党人。“五四”时当政的徐世昌恰好是一个文人总统,而不是一个武人,在他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凯也好,后面的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这些人,确实都是军阀。虽然徐世昌是从袁世凯的幕府里走出来的,幕僚出身,但是与拿枪的总是有所不同。在徐世昌当总统期间,正好是 “五四”的黄金时代。就因为是文人政府,比张作霖这些人要收敛,要更为节制。我们知道,“五四”学生上街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赵家楼烧掉了,把章宗祥打了。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并不一定都是爱国行为了。而且曹、陆、章都是卖国贼这种说法也是值得讨论的事情。学生运动本身,就是 “五四”上街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之后,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学生直接往赵家楼去了,然后放火、打人,当时北大老师梁漱溟就写文章说这样做是违法的,不是说你在爱国的旗号下面就可以做任何事。爱国不是一种万能的灵药,不能打着它的旗号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五四”已经是一个符号,如果我们把它狭隘化为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的事,“五四”的意义并不巨大。那一天仅仅是一个外交事件引发的学生街头运动,甚至有过激行为。参与那件事的学生事后也有反思,反省的那些人都成就了他们的历史地位,不反省的那些人都祸害无穷。反省的那些人当中有很多做了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教授,在学术上都很有建树。不反省的那些人后来做了一些我们记不住或者记得住的事情,但都不怎么样。“五四”学生当中,后来做了大学校长的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罗家伦、傅斯年,还有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这些人都是比较理性的,在学生当中属于读书多、有头脑的人。罗家伦出国留学,这又回到了刚才讲到的当时的中国不仅有知识分子关心中国的命运,很多做企业的人也同样关心这个国家。美国留学回来的那个穆藕初,在自己创业不是很久,赚的钱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竟然计划拿出一笔巨款,一年一万大洋,这在当初是笔很大的数目,要在经过 “五四”洗礼的学生当中选五个人,完全用民间的方式建立基金会,委托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去物色候选人,最后物色出来的人里面包括罗家伦在内,还有一个叫周炳琳,后来是著名的法学家,长期做北大法学院院长。这五个学生回国后在学术上都有建树。这完全就是企业家发自内心的无偿捐助,不求回报,根本不是说要想借这个事件炒作自己,给企业做免费广告。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也会做一些公益事业,但在做的时候会拉新闻媒体大肆炒作一番,这个钱化得比广告费的效果好得多,事实上起到了广告起不到的效果。在“五四”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来,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商场上的人或达官贵人往来,企业家的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他们虽然在从事工商业,但在他们的心中文化有更高的位置。那个时代,传统的东西没有失落,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不仅没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在那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心中,中国文化温情、美好的一面,他们身上仍保留着,西方文化中进取、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他们不仅有很深的中国文化的造诣,而且呼吸到了西方文明的空气。美国的林毓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 “五四”是全盘的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从 “五四”的代表人物的一些片言只语中,我们可到一些相关的表述,比如说鲁迅讲的“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的“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的“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我们仔细去看 “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是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他们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有离开传统文化。我们知道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是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外国书只读过一些德国的、俄国的、日本的,英美的基本没读。他弟弟周作人说他读的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鲁迅的精神资源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中国文化。代表他学术建树的是一本《中国小说史略》。我们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否定传统文化、貌似很激烈的话,然后就凭这几句话来论断他们都是全盘反传统的。当时,林纾写公开信攻击蔡元培把北大搞得乌烟瘴气,仿佛都在搞白话文,否定文言文。事实上,北大的学生有主张白话文、办《新潮》的,也有主张文言文、办《国故》的,校方都给予了支持。在北大,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团,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宣言,但北大讲其他主义的更多了。任何的主义,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张,都可以同时在北大并存。这就是蔡元培讲的“兼容并包”,它在当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北大这么做。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办了类似于《新潮》的杂志《浙江新潮》《钱江评论》,但同时有一个叫凌荣宝的学生,一个人办了一份杂志,就叫《独见》,以“独见”的笔名发表文章,反对新文化、新价值和一师的新实践,背后也有一些老师包括社会上一些人的支持,创刊号印一千份,很快就卖光了,戴季陶写信鼓励他成为“一个自由的研究者,批判者”。赞成白话文、新思潮的,和极力主张旧伦理、信奉中国传统文化的,都是同时并存的,在学生中各有读者,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现象。这才是真实的 “五四”。新旧之间有冲突,那是非常正常的。在 “五四”时代更重要的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学生可以上街集会、游行,这是当时的人们天然拥有的权利,那时也没有游行示威法,那个时代真正是“大社会”、 “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较弱,政府越弱,社会越大,社会的空间越大,所以才会产生一个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时代。政府是不是要变得强大,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政府强大了,可能社会就弱小了。后世的人们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他们虽然在美国留学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非常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的侧面,特别是我们现在忽略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都具有个性魅力,非常有独特性。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再加上西方文化给他的滋养。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给他的影响,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也正是地域文化带给他的。抗战,“文革”,不同的时代一轮一轮对文化的毁灭,对文化的伤害,到最后不但切断了几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断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断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中恰恰是包含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四川人就是四川人,陕西人就是陕西人,浙江人就是浙江人。我们今天可能四川人、陕西人差异并不大,但在五十年前、一百年前,这种差异是非常大的。地域文化如果传承、延续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统王朝的压榨,因为这个地方有它自己的文化体系,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文化,连换王朝也换不了的一套文化、习俗,等等。如果说 “五四”是全盘的反传统,乃至导致了后面的“纹化大革命”,这在历史的链条上我们很难找到这个论证。“五四”和“文革”之间没有任何可以链接的地方。“五四”最强调的核心词之一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即胡适讲的易卜生主义。学生一辈、老师一辈普遍认同。无论你主张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什么主义, “五四”时最流行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打压的对象。可能任何政府都不喜欢无政府主义。那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品好,一辈子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巴金,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合是他的偶像。十七岁的少年巴金在四川信仰上了无政府主义,还办了杂志,被军阀查封,后来漂流出川。他仅仅是无政府主义中的小字辈,无政府主义者当中有很多大字辈,比如只活了三十几岁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刘师复,他不要政府,干脆连姓也不要了,就叫师复。他也是 “五四”的一个代表人物,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信仰者,人品非常好,非常纯洁、高贵。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还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所以有很多人追求这个信仰,青年毛泽东也曾被吸引。无政府主义这股思潮光开花不结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经的意义和价值。追求无政府主义的本身也是对社会公正的一种诉求,不是简单的要去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那是建不起来的。从来就没有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但是看看那些人的人品、人性就知道了。我们说专制政治跟人性是天然对立的,而非专制政治跟人性是相吻合的。“五四”时代,看上去政治甚至有点边缘,因为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就不太把政府说的话当回事,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并不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不掌握在徐世昌手里,总统、总理、总长不代表真理。真理和权力是分离的,这是 “五四”的又一个特征。“五四”的魅力,最深的魅力就在这里--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五四”时代,人们跟政府之间,跟权力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对游离的状态。我们还不能说那时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会,但至少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从经济上看是这样,文化上看是这样,政治上看也是这样。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多元的、有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我概括一下 “五四”的几个特征,第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社会的出现,或者说有社会的解放。我们平时讲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但最本质上的解放应该是社会的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听说我们今天也还在讲思想解放,有些地方还讲得非常热闹,如果社会不解放,思想解放就没有地方可以安置,无法在大地上落实。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这是社会自我解放的前提。第二个特点是语言的转换。我们长期以来使用文言文,一直到“五四”时代白话文才成为主流语言,教科书通用的语言,新式标点才开始进入所有的读物。我这里讲一个细节,当年,一批留学美国的学生,大部分是读理工科的人,组织了一个中国科学社,这是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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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草包将军张学良荒淫生活:喜欢强暴女人,对女人用光就扔(转载)

流氓草包将军张学良荒淫生活:喜欢强暴女人,对女人用光就扔   张作霖原来是东北的闯关东汉人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抢夺富豪赵氏的女儿为妻,1901年生下了长男张学良。后来张作霖率部归顺了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因为帮助日本军队得到了日本人的赏识,和当时的作战部主任田中义一成为好友。田中义一当首相后不久张作霖就被日本人谋杀,田中也颇为伤心,特地给张学良打电报安慰。    张学良却是一个放荡公子,张学良接班后,生活更是放荡。在张学良掌权的3年期间里,对政事并不专心,每日沉溺于酒色之中。张学良尤其好色,和父亲张作霖有妻妾6人不同,张学良对女色采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张学良的近侧们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好张学良,朱铁生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献上,晋升为张学良的副官;朱光沐将自己的女儿献上,当上了总务长;渖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当上财务局长;奉天省长翟文选的妹妹被张学良强奸,翟文选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后,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蒋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后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最荒唐的事是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诱拐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乾脆出10万元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因“九一八”事变后退避不战而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爱妾一一告别,被当时的报纸责骂为“娇妾重于国土”。    张学良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经常感到钱不够用,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渠道搞钱,特别糟糕的是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国图书馆以12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 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    谁是故宫宝物的所有者呢?从法律上讲故宫中的一切财物均为末代皇帝溥仪私人所有,这是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签订的清帝退位条约中所规定的。然而中国人并不重视法律条文,不知什么时候故宫中属于清帝的私人珍宝已变成国家所有,却忘记了在法律上废除承认清帝财产权的优待条约。    1930年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加入蒋介石一侧,出兵佔领了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但也正是因为张学良把东北军的主力部队都开进了关内,使关外兵力空虚,日本关东军才有机可乘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在一个月内佔领东北全境。张学良的关东军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将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 虽然一些资料说张学良不抵抗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这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并没有必要无条件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且张学良本人也从来没有执行蒋介石命令的先例。如果张学良决心向日军开战的话,蒋介石根本不可能阻止。蒋介石下野后,汪精卫曾代表国民党中央多次下令张学良对日出兵,收復东北失地,张学良均拒不执行。可见张学良的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保存实力,而并不是为了执行国民党中央的命令。   不过“九一八”事变并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而是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将校独自策划的。少壮派将校们策 划“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政界高层的受贿。因为当时中国政界行贿成风,中国军政要人也经常向外国政界要人行贿,来换取对自己的支持。一些日军少壮派将校怀疑日本政府的高层被中国行贿收买,才不愿对中国採用强硬政策,因此私自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搜出53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50万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运动。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倾向于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这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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