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后无中国 (转载)

zz from http://xiweijian.bokee.com/4822849.html,写的不错的一篇文章。

崖山之后无中国,古人不余欺也 以我华夏之地大物博,人多了口水仗便不少见。余性也俗,不过却很少关注各类媒体上的口水仗,盖以浪费生命也。今天在收到“聊斋”插图时,注意到一个细节,蒲松龄被画成一个有发髻的人,不得了! 于是赶紧打电话给插画师先生:“这个……蒲松龄应该有辫子的,清朝人……呵呵。” “哦,好的,这就修改,后天给你。” 挂下电话,方才安心——该不是前世作过类似的孽闯过类似的祸吧?“留发不留头”的国家恐怖主义,仿佛就在昨天。 言归正传,讲讲那引起我注意的口水仗。最近,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大型历史电视剧《施琅大将军》,又一部辫子戏。这电视局本身如何,我没看,但是看网上各位网友的争论,加上对那段历史的一点了解,对在该片没抱太大的期望。总之,为了统战的大政治服务,历史可以尽管粉饰蹂躏,党管干部,党也能管董狐,否则,“组织上要严肃处理”。 想反驳该片编导一句:满清朝廷要是真那么待见人家台湾,怎么到甲午战争就一战而弃台湾于不顾?还说“大清的芝麻也是我大清的”,难道面积相当于30个香港的大芝麻台湾不值得爱惜?肉食者谋之的政治,委实不是小民们可以懂的。 施琅大将军平台湾,统一伟大的祖国是幌子,彻底端掉明室势力,打掉汉人反抗的最后希望是真。我们可以乐观地想象:很快,《吴三桂大将军》、《一代名相秦桧》、《大元帅张弘范》就要登上银幕,与广大观众亲密接触啦! 从吴三桂、洪承畴、施琅到“你不死我也没辙”的钱谦益,没有这些民族败类的功劳,通古斯蛮夷怎么能入关定鼎中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除了满洲乱兵,参与屠杀的归附汉人还会少吗? 崖山之后无中国,似乎是在天涯社区看到这篇文章的,说得很好。 最近看赫连勃勃大王签名寄来的《帝国的正午》,发现安史之乱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重要之转折。 历史是门很让人醉心的学问,记得自己小时候看什么书都有可能睡着,唯有读史会有历久弥新的喜悦。现在对于历史的业余爱好,更多地是试图先提升到HEGEL、COLLINGWOOD所研究、阐发的历史哲学的高度,先做一个高屋建瓴的概括,然后深入到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展开研究。 对于国史上几次重要的转折,笔者持退化论的悲观态度: 郁郁乎文哉,吾也从周。孔子何以从周之德?孔子先祖来自宋国,宋,殷遗民之邦也。孔子为何没有从殷,而从周?尚鬼敬天的殷文化不好吗?那个几乎发展出一神教的文化,尽管现在只能见诸乌龟壳的记载,但是仍然让人神往。中国之没有独立的宗教,盖以孔子之从周也。周德在乎敬天保民,天道远,人道祢,经过周公的阐发与孔子的继承,一种至善至美、直接关照人世的贵族文化建立起来。更为孔子及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是武王克商后“兴灭国、继绝世”的举措,宋卫均为商遗民之国度,钱穆说在春秋时,文化最兴盛的封国为宋、卫、鲁,历史地看,这不得不归功于“兴灭国、继绝世”伟大举措。这是一种至善至美的文化精神的体现,不客气地说,后世的统治者,蛮夷也好,华夏也罢,有几个能做到这一点? 从春秋而战国,礼崩乐坏之后,大一统的国家建立,国家以外的社会势力大受打压,随着皇权边界的拓展而萎缩。有汉400年,魏晋时高门贵第的出现使得衰弱的社会势力恢复,如果说这样的士族存在有何意义的话,将时间推后1000年,就知道为什么了。为何北朝政治多有建树,而五代之局溃烂不可收拾? 西晋为匈奴人刘渊所灭后,晋室南迁,同时北方贵第高族也纷纷南逃,没逃得走的,便逐渐试图融入北方少数民族新政权。这些贵族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与众多部曲撑腰,倒也并不担心少数民族主人会将自己赶尽杀绝,逐渐地北方士人开始与各族新贵合作,从张宾、王猛到崔浩、苏绰,无论是十六国时代,还是到北朝,北方政权的统治虽不免战乱侵袭,但是毕竟上了轨道,少数民族这时是作为一种新鲜血液、以一种持合作而非全方位的征服的态度出现的,这样,良性的民族融合就实现了,中华文明得以前进、发展。反观南方,晋室与士族之腐败堕落自不必说,晋祚归宋后,刘裕以一介匹夫而践九五之尊,其后代的残暴与荒淫,历史上几乎无出其右。随之而来的政治贱民化、流氓化,较北方更甚,完全失去了政治理想。 北朝的均田、府兵、租调制,为大唐盛世埋下了隽永的伏笔。 有人说,大唐是中华文明的顶峰,那么,它会不会是绝响呢。希望不是。 但是,在唐朝后1000多年内,中华文明之萎靡,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唐末藩镇之乱与黄巢起义,彻底扫平了民间的势力,中国社会日趋平铺化,民间面对政府的暴政,再也组织不起任何形式的成规模反抗,谁入主该地,谁就成为完完全全的老大。贵族文化的丧失殆尽,实在让人痛心。晋末之时,北方少数民族如欲统治中原,尚需与高门贵第合作,进而造成北方政治之发达;唐季之后,野蛮民族一旦在军事斗争上占了上风,在汉族政府倒掉后,平铺的社会就再也没有抵抗的力量,关键时候、关键地点,如果在关键的事上面再出几个关键的混蛋败类,身为庄家的老天爷就再也不许我华夏子孙掷色子了,结局肯定是输,输得一败涂地。 南宋之亡,内有贾似道、史弥远奸臣当道,外有刘整、吕文焕望风而降,否则蒙古人不见得能迅速摆平。须知,南宋是蒙古花了半个多世纪才灭掉的,其他国家,有几个可以抵抗蒙古人10年的? 有明之亡,内有崇祯刚愎自用,外有吴三桂、洪承畴之流,尽管不乏忠义之士,但是史公可法的志大才疏,也是历史永远的遗憾。崖山之后无中国,历尽磨难的中国人作为整体,究竟在什么时候变得如鲁迅笔下形容得那般卑微、猥琐、没有气节,已经不可考,消失在历史的浊流中。 还是那句话,在骂日本人乱改教科书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扪心自问,远到甲申,近至文革,哪次我们好好反省过? 《施琅大将军》,又一个打在所有中国人脸上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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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盖清真寺的教长拉酉夫是何许人也? (转载)

http://standardworlddaily.com/blog/?p=3586

纽约市的伊斯兰教长拉酉夫说自己要做穆斯林和西方的桥梁,《时代》杂志也对他盛誉有嘉,他真的能调解么?的确,拉酉夫教长去年谴责过恐怖分子哈桑,说他的行为有违伊斯兰教旨。

但是,911事发后,他却在CBS60分钟节目上大放厥词,“我不想说,美国活该,但是美国政策却是造成这种罪行的共犯!”当主持人好奇地问:“我们是共犯?怎么说?”他说:“因为我们造成了世界上很多无辜者失去生命。事实上,更直接地说,美国制造了本拉登。”言下之意,是美国自食其果。

当人问他,为什么温和的穆斯林会实施恐怖袭击,拉酉夫说“总体来说,当人感到被羞辱了,当人觉得很挫败,当人感到被忽视,当人觉得正义没有伸张,他们就被逼到一个,他们要爆发的点上了。”换句话说,穆斯林施暴是忍无可忍,逼不得已。

如果这也合理的话,你在911遗址盖清真寺,让受害者的亲人感到被羞辱,感到无地自容,觉得正义没有伸张,他们忍无可忍,要么在沉默中消亡,要么就在沉默中爆发……,请问,这样的清真寺如何促进宗教和解呢!

去年,伊朗政府选举作弊,引发民众抗议浪潮,当局疯狂逮捕和镇压反对人士。西方的国家首脑纷纷表态谴责伊朗政府,支持人民的绿色革命。可是,一向代表自由灯塔的美国这时候却三缄其口,奥巴马成了缩头乌龟躲在后面。可是,拉酉夫却盛赞奥巴马不干涉他国内政的鸵鸟政策。他还建议奥巴马应该对伊朗政府说,这届美国政府是尊重由1979年革命指导思想建立的伊朗民意政府的。众所周知,所谓1979年的革命不过是伊斯兰教派篡权,伊朗从一个亲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独裁鸭霸的神权国家。让自由的美国民主政府为残酷的神权体制背书,亏他想得出来!

不久前,我在《“我不怕死,我怕石头,我拍痛”》一篇文章中再次批判了伊斯兰法规(Sharia law)。这所谓的Sharia law简直惨无人道,居然可能判决一名未成年的受害者以石刑。可是,支持神权统治的拉酉夫却不以为然,他在自己的书中写到,“美国宪政结构和Sharia law,如出一辙”。他的意思是,两者宗旨都是为了保护上帝赋予人的权利。不,Sharia law是宗教法,美国宪法是强调政教分离的,可能在他的脑子里,这点美国还比不过伊朗吧!

拉酉夫自称是所谓搭桥者,其实是恐怖分子同情者,是非对错他并不在意。众所周知,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可拉酉夫却坚持所谓的中立态度,他拒绝承认这点。不仅如此,拉酉夫领导的波达那全球和平组织(Perdana Global Peace Organization)还支持恐怖主义。波达那在网站上宣称是“自由加沙运动”的赞助方。“自由加沙运动”是亲巴勒斯坦的组织,记得不久前,他们精心策划一起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的行动。他们的船队不顾以色列的警告强行闯关,被以军拦截,当赤手空拳的军人上船要检查是否装载武器的时候,遭到船上这些亲巴勒斯坦的活动分子的殴打,有的甚至被扔下海。以色列军方被迫还击,但,国际社会以及亲巴勒斯坦的左派媒体刻意隐瞒事件的起因,一面倒地谴责以色列袭击救援船队。

以色列封锁海上通路为了反恐,向救援船队开火也是被逼无奈。自由加沙运动组织也不是什么和平组织,中立组织,他们目的根本不是要给加沙的百姓运输救援物资。因为在陆路有很多通路可以自由地向加沙地带,运输食品和物资。自由加沙运动策划这起事件,无非是要让世界围堵以色列,孤立以色列,给以色列施压,逼迫他们放弃海上的封锁,最终让哈马斯自由得到攻击以色列的武器装备

既然如此,赞助自由加沙组织的波达那,也不是什么和平组织。波达那的头面人物拉酉夫,强调所谓的和平,所谓的温和,其实不过在伪装。按照高院法官卡根的说法,这种涉嫌为恐怖组织筹资的人,没有享有米兰达警告的权利。

盖清真寺的这个科尔多巴楼,据说需要一亿美金,这些钱从哪里来?是从恐怖分子那里,还是从由美国国务院赞助,目前还不清楚,媒体是否有兴趣对此顺藤摸瓜呢?看看幕后真正的金主是谁,我想,这才是关键。

如今,超过六成的美国人都强烈反对在911的遗址盖清真寺。为了民调,奥巴马不得不出来打圆场。的确,主流的民意这次有点政治不正确,但这是常理,是人之常情。不管你奥巴马多么高姿态,但事实上,你的民调在飞流直下,美国何去何从,并不是只有你说了算。中期选举正在逼近,如果奥巴马及其民主党因此在国会大败,自己变成跛鸭的总统,事情就不那么好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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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国标:斯大林崇拜“盛况”回眸 (转载)

一九四九年一二月二一日是斯大林的七十岁生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於是日进行了一场为斯大林同志戴高帽儿(吹捧)的社会主义讲话竞赛。赫鲁晓夫率先发言,他说:“千百万人民对斯大林怀有最深的爱戴和忠诚的感情,……我国各族人民以不同凡响的热情和儿子般的爱戴之情称伟大的斯大林为自己的生身父亲、伟大的领袖和天才的导师。”接下来依次是:

卡冈诺维奇:“光荣属於天才的统帅、各族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同志。”

马林科夫:“斯大林同列宁在一起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同志同伟大的列宁在一起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莫洛托夫:“我们劳动人民是如此无限地信任斯大林的英明领导,……苏维埃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对斯大林同志的爱戴是如此伟大。”

伏罗希洛夫:“斯大林——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英明的领袖、导师和天才的统帅,光荣属於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的英明、天才的领袖和导师。”

米高扬可能觉得这种陈述句不过瘾,开始喊口号:“斯大林同志——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

斯大林同志——就是今天的列宁。

斯大林同志——就是社会主义天才。

斯大林同志——共产主义的伟大建筑师。“

布尔加宁当然不能降低调门,接着喊:“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对於劳动人类来说是最珍贵最亲近的。

斯大林——就是一切进步和先进事物的象徵。

斯大林——列宁的不朽事业的天才继承者。

斯大林——苏联武装力量的缔造者,当代伟大的统帅。

斯大林——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的创始人。

斯大林——全体进步人类的旗帜、骄傲和希望。“

被赫鲁晓夫称为的苏联各族人民“生身父亲”的这个人,当然不是DNA意义上的父亲.几年后,赫鲁晓夫——斯大林的这个乖儿子,公开作证,称“军事天才”斯大林事实上连总参谋部的作战地图都看不懂:“应当指出的是,斯大林是在地球仪上研究作战的。”现场一下子活跃起来,赫鲁晓夫继续爆料:“是的,同志们,他通常拿起地球仪,在上面观察战线。”这是后话,今天不多说了。

继续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大林的祝寿活动。大约“就天赋和不讲原则而言都是高规格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同志也参加了那天活动。他在头一天这样写道:“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们把目光集中到克?姆林宫,但是在这一天我们也不要忘了别的事,那就是把我们的思想转向第比利斯近郊,仰望着达维德山,心中怀着虔诚的悲痛和热烈的感激,在格鲁吉亚一位矮小、朴素的妇女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遗骸面前,我们低头默想:七十年前,他把人类最伟大的男子——我们的领袖和父亲,给了这个世界。”斯大林的“神圣”在高规格天赋的肖洛霍夫笔下扩大到他的母亲身上。

斯大林过去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勒贝舍夫曾经这样歌颂斯大林:“还应当把斯大林同志看成是专门科学领域?的科学家,……斯大林是多面手和『超人』,他真正是布尔什维克的『超人』。……他是一股有奇效的超级力量,神话中的魔法家,甚至是半神,一想到他就会使悲观者变成乐观者,使疲劳者变成精神焕发者,使动摇者变成『虔诚不移者』。”

作家、《文学报》编辑部成员格奥尔基?古利阿在《真理报》发表文章,以複调结构讚歎道:“如果你在斗争中或工作中遇到了困难,对自己的力量突然发生了怀疑,那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会获得必要的信心;如果你在不该疲倦的时刻感到疲倦,那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疲倦就会离开你;如果你想做一番人民需要的大事,那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工作就会进行得顺利;如果你在寻找正确的解决方法,那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会找到这种解决办法。”

(后来中国的毛泽东崇拜时期,似乎也有类似的创作,比如饿了想起毛主席,不用吃饭就不饥;渴了想起毛主席,不用喝水就解渴;困了想起毛主席,不用睡觉就解乏,哈哈哈,诸如此类。)

中国唐朝徐敬业在讨伐武则天的檄文中写道:“伐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倾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莫洛托夫曾说:“任何最充分的文集都不可能充分反映斯大林同志在提出新的问题,制订新的宏伟计划,拟订党和国家最重要的指示,包括主要的外交文件等等方面日常所付出的巨大劳动。”所谓“任何最充分的文集都不可能充分反映斯大林同志……日常所付出的巨大劳动”,用中国风格来表达就是:斯大林同志的巨大劳动那是罄竹难书。当然,在这?,罄竹难书这个成语的褒贬用反了,有点儿像赵本山小品?的“我谢谢你,我谢你八辈儿祖宗”。

实际上,斯大林本人在制造列宁崇拜上就是一个的高手。他曾经这样写道:“我相信列宁是个非常的人物。……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才瞭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需要。我每次拿列宁去与我们党的其他领导者比较时,总觉得列宁的战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罗德以及其他等人,是远不及列宁的;列宁与他们比较起来,并不简单是一个领导者,而是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个山鹰。”以指名道姓贬低苏共其他元老的方式制造列宁迷信,大概是斯大林特有的风格。

与斯大林个人崇拜相匹配的是书刊检查制。当年,在伦敦大街上既可买到《泰晤士报》,又可买到苏联的《真理报》;可是在莫斯科大街上,你就只能买到《真理报》,却决不可能买到《泰晤士报》。实际上苏联实施的书刊检查远比这个对比荒诞得多。早在二战前斯大林就建立了一项书刊检查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禁止查阅布尔什维克党自己的旧报纸、旧杂志和旧书籍。这一禁令后来扩大到苏共党代表大会的原始记录稿、列宁时代的旧出版物和斯大林本人的旧的出版物。为什么?因为那?面有一些有害的“参考资料”,也有斯大林当初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甚至托洛斯基等人辩护的文章和讲话。

假如允许苏联人通行无阻地利用列宁时代的旧报旧书,那么他们便可从中瞭解到,是列宁和托洛斯基领导了十月革命,苏联红军是托洛斯基建立的,雷科夫和加米涅夫是列宁的副手,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的领袖,布哈林是苏共的主要理论家,而那时的斯大林却与这个群体还有很远的距离.可是后来的斯大林势焰熏天,一口咬定他当时既是十月革命的组织者,又是红军的缔造者、共产国际的领袖和所有学科的巨擘。他要年轻一代的苏共产党员对这一点只能深信不疑,不可查阅旧报旧书核实,否则会遭灭顶之祸或牢狱之灾。

斯大林死后,苏联的书刊审查有所松动。可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一切又恢复斯大林时代的旧观,连赫鲁晓夫也成为敏感人物。与赫鲁晓夫有关的文艺作品全部遭禁,他本人的八卷本着作《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和农业发展》被勒令从图书馆下架。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出版着作伪造自己的历史,自称早年先当工人,后又务农.实际上在二一岁三年技术学校毕业前,他起码接受了十年的学校正规教育,哪有时间务农和做工!以至於每个苏联公民都知道,“说勃列日涅夫是革命家,那是徒有虚名;说他是理论家,那是扯淡;说他是演说家,却只会念别人写的稿子。然而作为权术家,他确是十分高超的。对於他的这一过人之处,苏联报刊却是一字不提。”

苏联时代领袖崇拜的逻辑甚至扩展至对俄罗斯民族的崇拜。一九七六年二月的苏共二十五大上,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在大会发言中说:“乌兹别克人也同我国各个最为平等的民族一样,都有一个老大哥,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的表达更有诗意:“同志们,人们称格鲁吉亚是太阳之国;但对我们来说,真正的太阳不是从东方而是从北方升起的,从俄罗斯升起的,那就是列宁思想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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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的趣事

引自李宗仁先生的回忆录

“叶挺的确是个有趣的人物。他是位着名的共产党,思想激烈,一切都以共产党教条为依归。这时共产党主张打倒旧礼教,解放妇女,并破坏贞操观念,因此共产党男女之间的关系也随便之至。叶挺虽也随声附和,但是他对他自己的年轻貌美的妻子,却金屋藏娇,防范极严,绝不轻易介绍给“同志”们一见。这也是四军中尽人皆知的趣事。张发奎即举此事为例,向我说叶挺不是那样荒谬不念旧交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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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文化精英 (转载)

后现代文化精英

By 九喻

Victor Davis Hanson是研究军事史出身,他的评论总是透着一种历史感。一个人一个事件的大小轻重,在时间轴的不同位置看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当下是一个感觉,过后几周是一个感觉,过后几十年几乎肯定是不同的感觉,如果你还记得。历史感,肯定不仅仅考虑当下。

这次他评论的对象是“后现代文化精英”(Postmodern Cultural Elite)。

“这是个不大精确的词,文化精英很可能包括那些我们的孩子接受教育的大学里的知识人。政府部门里的上层官员是文化精英的一部分,控制电视和好莱坞的娱乐界大人物和企业界高管也是。

文化精英在种族、地域、宗教信仰或部落归属上没有共通性。一个可能的共同的信念,是对证明文化精英身份的名校大学文凭的认同,以及有份让人羡慕的薪水和房子。精英的生活包括不用对生活必需品担心,以及被认为是来自高等教育和超常敏锐性的某些标志。”

Hanson进而列出了后现代文化精英的5个特征。

1)不真实。“金钱,特权,和社会地位让文化精英害怕和其他人混在一起,那会威胁到他们的特殊位置,同时他们因为自己的特殊位置和待遇而有负罪感。于是,这导致他们不断提高伪善的口号的调门,要求其他没那些幸运的人证明自己有道德。”Hanson给出的例子是,文化精英嘴上鼓吹“绿色”生活,但自己却乘私人飞机,买更大的房子。在种族关系上,他们住在白人集中的富裕社区,与同类富人交往,让自己的孩子去念大学。

2)浪漫化大自然。“文化精英倾向于浪漫化大自然,因为他们与自然接触甚少。能源部长朱棣文宣称加州农场要被清除,而对自己吃的番茄和羊排从哪来根本毫无概念。”“离自然越远,虚拟性的、符号性的、象征性的体验自然的要求越强。我们越不自己清理食用捕到的鱼,越分不清苹果树和樱桃树,就越会把三角洲小鱼群这类东西浪漫化偶像化,甚至不惜放弃远方50万英亩的灌溉土地,以确保加州三角洲‘可爱的’小鱼有足够的氧气。”

3)肌肉感。“精英经常保持身体健康,但那完全是靠健身得到的,而不是通过拉锯、挖掘、攀登或开凿等体力工作。”“我们越是从事脑力工作,越会对饮食、健身和外貌发狂,越会浪漫化、恐惧于、分离于那些真的用肌肉来工作的人。”“现代精英的神经质来自于一方面不从事体力劳动,另一方面渴望自己看上去像是从事体力劳动。”

4)性别差别模糊。“今天男性的声音比50年前要更女性化。”“性别,不同性别扮演的角色,以及性别差异对精英来说更不明显。”“我担心,今天我们(在观察孩子的潜在婚姻对象时)更关心的是学历、工作或社会地位,而不是这个年轻人设备帮着收拾碗筷,换轮胎或提购物袋。”

5)没逻辑。“文化精英不讲逻辑,可能因为他们不担心丢掉工作或缺钱,因此可以很舒服的拥抱垃圾胡扯。”在他们看来,“严厉处罚不会阻止犯罪。在海外,军事准备和威慑与‘软’外交和机灵的谈话相比相形见绌。借几万亿美元是‘刺激’经济而不需要还回去。换句话说,深呼吸然后想象一下,你知道的、经验过的一切正确的事情都是错的。”

文化精英现象不是新鲜事,历史上总有活在泡泡里的一群人,和活在现实里的其他人。活在泡泡里的人经常想在人间建个天堂玩玩,活在现实里的人,知道那不可能实现,而把精力放在避免在人间搞出地狱上。活在现实里的人,更关心提升自己的生活,活在泡泡里的人目标远大,经常想按照他们设计的美妙样式,改变所有人的生活。

不是每个有名校博士学位的人都是Hanson所指的文化精英,他自己就是名校斯坦福的博士。他曾在接受采访中提到自己当年从斯坦福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到加利福尼亚老家务农,周围的人把他当作笑柄。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名校和文凭的态度。种地的恐怕不大可能是文化精英,但不等于他们不梦想成为文化精英。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土地的态度。

Hanson现在还经营家庭农场,尽管他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资深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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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转载)

作者:傅国涌  
2010-05-09 17:10:42  

以往我们对 “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我把它简单地概括一下,至少有这样一些误区,比如:将 “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一个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 “五四”政治化,认为“五四”导致马列主义在中国出现,甚至还有一个极端的说法是“五四”导致了“文革”;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 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误解,比如说,“五四”是不主张私有制的,“五四”只讲思想、不讲制度,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对制度进行讨论……诸如此类,实际上跟 “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我所理解的 “五四”不只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那个 “五四”,也不只是新文化运动,而是涵盖1919年前后的那个时代, 在我心目中, “五四”时代从来都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它只是一个较好的时代,一个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追求的当中,大凡追求最好的,它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的,永远只存在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如果这么说, “五四”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我所了解的 “五四”不是一个政治的 “五四”,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 “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 “五四”、经济的 “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 “五四”。我留意过 “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在讲民营经济、发展经济,这些东西在 “五四”那个时代是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讲的,人生下来就拥有那些权利:创办企业、创办银行。我们今天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的障碍。但在 “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你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的资本,就可以去注册一家民营的银行。民营银行在中国出现是在晚清,进入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时代,从1915到1925这十年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这些银行都是个人创办的。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这家银行为标志,当时中国从南到北有很多类似的民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本金只有七万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型的银行,但它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上海举足轻重的大银行。后来陈光甫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抗日战争的时候,国民政府才会派他和胡适到美国去借款,因为他在美国金融界有信誉。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他没有资本,也没有显赫家世,白手起家创办一家银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创立了很多在金融业界可以成为标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钱起存,这个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九十多年前的中国却是一个创举。“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当然更可以随意创立自己的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以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的时候,但是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 “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是在 “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的大佬,当时有很多称“王”的企业家都是民营的。他们在创办企业时不存在任何制度的障碍,好像天生就拥有那样的权利。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都不是新生事物,在那个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任何人只要你愿意、有机会,你都可以这么干。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那确乎是一个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时代,经济的多元化导致了思想的多元化。

我们现在提起 “五四”时代,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好像那个时代只有这些人似的,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恐怕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实力。他们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不可同日而语,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无论是留学回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无论什么出身,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对国家和故土都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绝不是今天抵制家乐福的那种情感,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这块土地是他祖祖辈辈生老病死的地方,他们跟这块土地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上。这些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初消遣方式比较单一,虽然那时也有歌厅、舞厅、俱乐部等娱乐场所,但我发现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我们不能只看那个时代北大的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是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叶圣陶当年是那里的小学教师,虽然生活在一个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师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学研究会”11个发起人之一。因为他有个中学的同学在北大读书,他们就可以这样连在一起,而北大学生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个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言论自由对 “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纸、刊物,你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是关了报馆你可以再开,在法律上没有限制你。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如果你们三个人喜欢谈论某方面的事想结个社,就可以宣布结社。周恩来们在南开有觉悟社,毛泽东们在长沙有新民学会。那个时代结社、办报、办刊都是很随意的事情。如果我们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个悖论,租界虽然带来治外法权,带来国中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带来很多新事物,比如说律师这些制度都是在租界里面先示范,甚至是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比如街道、道路的整齐,自来水的出现、电灯的出现都是模仿租界,租界有的,就可以克隆过来。包括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产生,租界也是有贡献的,上海的租界保护了革命党人。

“五四”时当政的徐世昌恰好是一个文人总统,而不是一个武人,在他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凯也好,后面的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这些人,确实都是军阀。虽然徐世昌是从袁世凯的幕府里走出来的,幕僚出身,但是与拿枪的总是有所不同。在徐世昌当总统期间,正好是 “五四”的黄金时代。就因为是文人政府,比张作霖这些人要收敛,要更为节制。我们知道,“五四”学生上街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赵家楼烧掉了,把章宗祥打了。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并不一定都是爱国行为了。而且曹、陆、章都是卖国贼这种说法也是值得讨论的事情。学生运动本身,就是 “五四”上街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之后,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学生直接往赵家楼去了,然后放火、打人,当时北大老师梁漱溟就写文章说这样做是违法的,不是说你在爱国的旗号下面就可以做任何事。爱国不是一种万能的灵药,不能打着它的旗号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五四”已经是一个符号,如果我们把它狭隘化为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的事,“五四”的意义并不巨大。那一天仅仅是一个外交事件引发的学生街头运动,甚至有过激行为。参与那件事的学生事后也有反思,反省的那些人都成就了他们的历史地位,不反省的那些人都祸害无穷。反省的那些人当中有很多做了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教授,在学术上都很有建树。不反省的那些人后来做了一些我们记不住或者记得住的事情,但都不怎么样。“五四”学生当中,后来做了大学校长的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罗家伦、傅斯年,还有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这些人都是比较理性的,在学生当中属于读书多、有头脑的人。罗家伦出国留学,这又回到了刚才讲到的当时的中国不仅有知识分子关心中国的命运,很多做企业的人也同样关心这个国家。美国留学回来的那个穆藕初,在自己创业不是很久,赚的钱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竟然计划拿出一笔巨款,一年一万大洋,这在当初是笔很大的数目,要在经过 “五四”洗礼的学生当中选五个人,完全用民间的方式建立基金会,委托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去物色候选人,最后物色出来的人里面包括罗家伦在内,还有一个叫周炳琳,后来是著名的法学家,长期做北大法学院院长。这五个学生回国后在学术上都有建树。这完全就是企业家发自内心的无偿捐助,不求回报,根本不是说要想借这个事件炒作自己,给企业做免费广告。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也会做一些公益事业,但在做的时候会拉新闻媒体大肆炒作一番,这个钱化得比广告费的效果好得多,事实上起到了广告起不到的效果。在“五四”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来,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商场上的人或达官贵人往来,企业家的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他们虽然在从事工商业,但在他们的心中文化有更高的位置。那个时代,传统的东西没有失落,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不仅没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在那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心中,中国文化温情、美好的一面,他们身上仍保留着,西方文化中进取、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他们不仅有很深的中国文化的造诣,而且呼吸到了西方文明的空气。

美国的林毓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 “五四”是全盘的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从 “五四”的代表人物的一些片言只语中,我们可到一些相关的表述,比如说鲁迅讲的“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的“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的“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我们仔细去看 “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是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他们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有离开传统文化。我们知道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是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外国书只读过一些德国的、俄国的、日本的,英美的基本没读。他弟弟周作人说他读的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鲁迅的精神资源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中国文化。代表他学术建树的是一本《中国小说史略》。我们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否定传统文化、貌似很激烈的话,然后就凭这几句话来论断他们都是全盘反传统的。当时,林纾写公开信攻击蔡元培把北大搞得乌烟瘴气,仿佛都在搞白话文,否定文言文。事实上,北大的学生有主张白话文、办《新潮》的,也有主张文言文、办《国故》的,校方都给予了支持。在北大,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团,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宣言,但北大讲其他主义的更多了。任何的主义,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张,都可以同时在北大并存。这就是蔡元培讲的“兼容并包”,它在当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北大这么做。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办了类似于《新潮》的杂志《浙江新潮》《钱江评论》,但同时有一个叫凌荣宝的学生,一个人办了一份杂志,就叫《独见》,以“独见”的笔名发表文章,反对新文化、新价值和一师的新实践,背后也有一些老师包括社会上一些人的支持,创刊号印一千份,很快就卖光了,戴季陶写信鼓励他成为“一个自由的研究者,批判者”。赞成白话文、新思潮的,和极力主张旧伦理、信奉中国传统文化的,都是同时并存的,在学生中各有读者,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现象。这才是真实的 “五四”。新旧之间有冲突,那是非常正常的。在 “五四”时代更重要的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学生可以上街集会、游行,这是当时的人们天然拥有的权利,那时也没有游行示威法,那个时代真正是“大社会”、 “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较弱,政府越弱,社会越大,社会的空间越大,所以才会产生一个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时代。政府是不是要变得强大,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政府强大了,可能社会就弱小了。

后世的人们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他们虽然在美国留学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非常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的侧面,特别是我们现在忽略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都具有个性魅力,非常有独特性。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再加上西方文化给他的滋养。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给他的影响,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也正是地域文化带给他的。抗战,“文革”,不同的时代一轮一轮对文化的毁灭,对文化的伤害,到最后不但切断了几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断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断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中恰恰是包含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四川人就是四川人,陕西人就是陕西人,浙江人就是浙江人。我们今天可能四川人、陕西人差异并不大,但在五十年前、一百年前,这种差异是非常大的。地域文化如果传承、延续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统王朝的压榨,因为这个地方有它自己的文化体系,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文化,连换王朝也换不了的一套文化、习俗,等等。

如果说 “五四”是全盘的反传统,乃至导致了后面的“纹化大革命”,这在历史的链条上我们很难找到这个论证。“五四”和“文革”之间没有任何可以链接的地方。“五四”最强调的核心词之一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即胡适讲的易卜生主义。学生一辈、老师一辈普遍认同。无论你主张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什么主义, “五四”时最流行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打压的对象。可能任何政府都不喜欢无政府主义。那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品好,一辈子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巴金,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合是他的偶像。十七岁的少年巴金在四川信仰上了无政府主义,还办了杂志,被军阀查封,后来漂流出川。他仅仅是无政府主义中的小字辈,无政府主义者当中有很多大字辈,比如只活了三十几岁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刘师复,他不要政府,干脆连姓也不要了,就叫师复。他也是 “五四”的一个代表人物,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信仰者,人品非常好,非常纯洁、高贵。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还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所以有很多人追求这个信仰,青年毛泽东也曾被吸引。无政府主义这股思潮光开花不结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经的意义和价值。追求无政府主义的本身也是对社会公正的一种诉求,不是简单的要去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那是建不起来的。从来就没有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但是看看那些人的人品、人性就知道了。我们说专制政治跟人性是天然对立的,而非专制政治跟人性是相吻合的。“五四”时代,看上去政治甚至有点边缘,因为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就不太把政府说的话当回事,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并不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不掌握在徐世昌手里,总统、总理、总长不代表真理。真理和权力是分离的,这是 “五四”的又一个特征。“五四”的魅力,最深的魅力就在这里--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五四”时代,人们跟政府之间,跟权力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对游离的状态。我们还不能说那时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会,但至少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从经济上看是这样,文化上看是这样,政治上看也是这样。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多元的、有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

我概括一下 “五四”的几个特征,第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社会的出现,或者说有社会的解放。我们平时讲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但最本质上的解放应该是社会的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听说我们今天也还在讲思想解放,有些地方还讲得非常热闹,如果社会不解放,思想解放就没有地方可以安置,无法在大地上落实。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这是社会自我解放的前提。第二个特点是语言的转换。我们长期以来使用文言文,一直到“五四”时代白话文才成为主流语言,教科书通用的语言,新式标点才开始进入所有的读物。我这里讲一个细节,当年,一批留学美国的学生,大部分是读理工科的人,组织了一个中国科学社,这是 “五四”时代一个重要的产物之一,他们在美国创办了可以跟《新青年》比翼双飞的《科学》杂志,正是这本民刊首次使用了新式标点,而且是横排的,《新青年》在国内一直是竖排的。可以说,为中国引入现代科学的那批人也是最早引入了新式标点和横排方式的人。《新青年》后来也慢慢加了标点了。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一切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文字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表面的东西,但是它的背后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文言思维和白话思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文言相对更具有贵族性,是少数人才拥有的权利,而白话就是口头随意说的话,一个时代使用哪一种语言作为主要语言,人的思维方式就发生了变化。第三个就是价值评判体系的多元化。“五四”之前,中国已经废除了科举,出现了新式学堂。中国最早的几所大学大致上都是十九世纪末开始出现的,包括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北洋大学等。但那时进学堂的学生多是有科举功名的,最后还是要回去做官的。事实上,在科举废除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整个的价值评判体系还是科举时代的评判体系,还是学而优则仕,还是读书当官一条路。只有到了 “五四”时代,我们的价值评判体系才开始多元化,一个人上了新式学堂,留洋回来有无数不同的出路,可以去银行当职员,可以去工厂做工程师,做工厂的管理人员,也可以去学校做老师,可以做编辑、记者……出路的多元化就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评判体系的多元化,社会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因素。以往几千年来那种“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单一模式开始解体。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才会产生出新文学、新思潮。

整个 “五四”时代,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它刊物,比如说1917年创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杂志。这个杂志非常重要,如果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太平洋》在我看来不亚于《新青年》。《新青年》所缺乏的在《太平洋》上就有。以往讲到 “五四”时的代表性刊物,像《新潮》、《新青年》,不讨论制度性的大问题,只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如果从《新潮》、《新青年》上的文章来看确实是这样。但是《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要内容的一本政论性杂志,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周鲠生、杨端六、李大钊、胡适、李四光以及李剑农等人。1919年之后,特别是1921年到1922年,《太平洋》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文章,尤为突出的是关于联省自治的讨论,联省自治简单地说就是联邦制,当时在中国已成了一个热潮。《太平洋》赞成浙江、湖南、四川等地制定省宪法,推行省自治。学者们认为中国应该实现联邦制,中国太大了,搞成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很难。如果说这些省都自治了,省搞好了,各省之间签定一个契约,就可以走向联省自治。关于分治还是统一,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制的讨论,当时曾经非常热闹,《太平洋》上几乎每期都有这样的文章。《太平洋》讨论的问题恰好可以补充《新青年》的欠缺。《新青年》上的随感,那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和《太平洋》杂志上关于制度的讨论放在一起才构成了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图景,他们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如果我们单独把《新青年》拿出来说这就是 “五四”, “五四”一切的资源都在这里了,那我们看到的 “五四”就是片面的。要还原历史真相,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让它不同的侧面都呈现出来,而不仅仅刻意地强调某一个侧面。我个人有一个猜测,1949年以后我们对《新青年》顶礼膜拜,把它放大到足以遮掩当时所有报刊的程度,应该是跟它后来的转变有关。它到了1920年以后变成了一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杂志,所以它身上就天然地罩上了政治正确性的光环,以后的人们就只看到它一家身上笼罩的光环,而《太平洋》等就被慢慢地淹没、遗忘了,很少有人去提,去研究。而对于我们理解历史来说,只有看到历史的许多不同侧面,我们才知道当时究竟是怎么样的状况。

历史留下的遗憾是,“五四”时代那种多元的、各种思潮并存、人们可以坐下来讨论、对话的一种社会气氛,在“五卅”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不可能幸存下来,一种比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渐占了上风,加上国际上的两大背景:一个是红色思潮崛起,另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占据青岛起,不用等到“九。一八”,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的压力下面,“五四”那种生活方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适在学生当中的影响要比鲁迅大得多,而“九。一八”之后鲁迅受到的欢迎就日趋上升。鲁迅其实从来没有抗日言论,没有写过什么抗日的文章,他跟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也是留日出身,但是他杂文里面民粹主义夹杂着一点民族主义的因素,对政府、精英的冷嘲热讽,加上他出色的文学才华,似乎代底层、边缘、弱势立言的平民立场,要比代表精英文化的胡适更能吸引中下层的青年学生。慢慢地在民族危亡当中,理性的声音就失去了主导权。“五四”那种多元的、开放的、试图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路径就慢慢处于了下风。如果放在1919年前后的中国来看,有各种可能性,既可能走上一条通往宪政民主的道路,比如说,那个时候的总统是国会选出来的,虽然总统候选人是各个实力派进行博弈、较量、反复权衡推出来的。但是他毕竟要通过选举的形式。1923年,布贩子出身的曹锟要贿选,今天我们觉得贿选是一个大丑闻,但贿选本身就说明了他承认宪政框架,承认国会才能选他做总统,他为什么不把国会解散了,自己任命自己为大总统?那不更简单吗?一分钱也不用花。贿选代价是很高的,五千块大洋一票,国会议员是八百人。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派一个连包围国会,刺刀一架,不选他的不准出去。他为什么不这么干?那至少说明这个选票还值钱,这个宪政体制他是承认的,总统、国会、内阁这一套制度安排他是承认的。所以,假如说这套架构继续玩下去,一轮、两轮……不断地按这个路玩下去,前面有很多丑闻,这条路到后面也是能走通的。一个制度能不能健康地运作,最终是靠选民,是公民,而不是政党,不是职业政治人物。

“五四”当时确实有军阀混战,有各种不同的力量,但那套宪法、国会、内阁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也是事实。“五四”学生为什么烧了赵家楼也没事,蔡元培还可以去保释学生,周作人这些北大老师还可以堂堂正正地去给学生送饭、送水、送棉被。那个时候,人们并没有觉得在政府面前矮了一截,而是觉得我和你是对等的。 “五四”虽然有很多不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足,但他至少提供了给每个人追求自己梦想的各种可能性。你想追求什么梦想,你就可以去追求。蔡元培去世之后,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说,“五四”没有领导人,但在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是他和蔡元培、胡适三个人。这三个人基本上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方向。胡适代表一条渐进的变革之路,蔡元培更大度一些,他是讲兼容并包的,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甚至能兼容左右翼。陈独秀是胡适的另一面,代表了以激进的革命来改造社会的道路,当然,他到晚年也反思了,回到了没有踏上激进之路前的“五四”状态。中国最后选的是陈独秀的激进之路,陈独秀反思了,但别的人沿着他的路走下去了。历史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有很多的“之”字形,走来走去,这个历史又走回来了。

李慎之曾说过一句话:“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否会应验,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这个时代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我想这个时代应该比 “五四”时代更好,当然,更好的前提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的努力。这里,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两个说法,米奇尼克是波兰的思想家,曾经是团结工会的顾问,他有两个非常好的说法,用来定位 “五四”也是准确的。他说“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就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这个说法对今天的国人来说多么新颖,但是放在 “五四”时代,他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可以追求的。在九十年前,他们“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早就是一个现实。第二句话,米奇尼克说“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是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乌托邦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但完美的苍蝇也只是苍蝇。宁愿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奋斗,也要比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完美的天堂而奋斗更好。地上建不起天堂,我们只能建设人间,生而为人注定了只能做人间的平凡事。“五四”的那一代人他们没有为天堂而奋斗,他们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的人间。

【2008年5月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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